韩杰医生案 | 判了一个医生,整个医疗行业在悄悄结账。

2026-08-08 医美琪琪
2024年2月17日凌晨,江西抚州。儿科医生韩杰接诊了一个2岁的呕吐患儿,腹部平片提示肠梗阻,他安排了补液保守治疗,没做腹股沟体格检查,也没请外科会诊。交班后他正常离岗,患儿病情持续加重,家属自驾转院途中,孩子昏迷死亡。

一级甲等医疗事故,医院赔了146万,卫健委停了韩杰执业6个月。然后家属继续刑事控告。

2026年7月,二审维持原判——医疗事故罪,有期徒刑一年,缓刑一年。

一个漏诊,从赔钱到停业,最后到了坐牢。

医生圈子快炸了,官媒却大多很沉默。

不怪他们,这种话题,传统媒体压根儿就不敢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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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为老传统媒体出来的过时新闻人,身边医生劝我写点什么,都没动笔。

早说过我已不是体制内的人,既不怕写,也不怕删。

之前不写,是因为严肃医疗领域的新闻,轮不到我们说三道四。每天热点又多,兴许人们很快就忘了。

但医生的情绪没有平息,他们不理解,一起医疗纠纷为什么最后会进入刑事程序?

这里并不想讨论韩杰该不该判刑,而是另一个问题:判了一个医生,之后整个医疗系统,甚至全社会为此多付多少成本?谁来买单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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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非抱怨。这里不是官媒评论,要四平八稳。写下此文,只是想让更多人了解此刻医生们,最真实的感受和心境。因为这个后续,会影响每个人。

我们并不质疑证据链和司法人员的专业性。若按法学家的对错观,即讲究证据,谁证据确凿就是谁的错。这也是本案的判决依据。

但若是政策制定者,不妨可以多一个考虑视角,参考经济学的角度,从社会总成本来考量。

什么叫社会总成本——在本案中,即是因此判例,是否会导致整个全社会,所有人将付出更大的代价,来为此买单。

假如你是医院院长,看到这条新闻,你会怎么想?

你会在招医生的时候,重新算一笔账。以前算的是工资、培训、排班成本,现在得多加一项:刑事风险溢价。一个判断失误,不只是赔钱的事了,可能进去蹲一年。

这么一想,后背发凉。

那怎么办?加流程、上保险、配双班,能想到的防护措施全上。但这些都是成本,最后摊到运营费用里,医院扛着。看看基层医院,都穷成啥样了,还在靠新开医美科来攒口粮。

那要不把成本转嫁给患者?多做几道检查?腹部平片不够,加CT。CT不够,加B超…

从今往后,这不叫“过度医疗”,叫“防御性医疗”。无非多花点钱,多排排队,但万一漏了,搞不好就得喜提一年牢饭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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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重要的是,眼下高压锅里医生怎么想?

医生群里现在讨论最多的,并不是“韩杰冤不冤”,而是“以后急诊谁还敢接”,要不全部推给上级医院?

医生这次可算看明白了,真出了事,不管是医院、协会、相关部门,没一个能站出来保他们。

组织上“背黑锅我不来,送死也你去”的做派,让人觉得屁眼儿很凉。

许多人不知道,眼下的中国,高风险科室的人才流失比你想象的要严重得多。

比如儿科医生,现在已经非常稀缺了。如果急诊、儿科等本就压力大、风险高的科室,因为法律风险加剧继续崩塌,受损的将是整个社会的医疗保障体系。

判一个医生,法律上很简单。但判完之后的账,整个行业在慢慢结。

医院多花了防护成本,医生多开了防御性检查,急诊多推掉几个病人,儿科少来了几个新人。这些成本不在判决书里,不在新闻标题里,但每一笔都在真实发生。

一个孩子因为漏诊死了,这是沉痛的事实,家属的痛苦是真实的,追责的诉求是合理的。

但一个好制度,应该让犯错的人付出代价,同时不让无辜的人为这个代价买单。

就像当年判决的“彭宇案”,从此老人跌倒该不该扶,步步惊心。

当有一天,你孩子生病需要看儿科,找不到医生,或排不上队时,你会明白这一点。

被誉为医疗题材巅峰之作的日剧《白色巨塔》中,男主角财前五郎因被认定“医疗过失”,被法庭定罪的情节,至今让人意难平。

这一情节之所以至今仍具有现实意义,并不仅仅因为它呈现了一场医疗诉讼,更因它深刻揭示了现代医疗制度始终面临的一种核心矛盾:如何在保护患者权利的同时,又不给医疗行为施加过度压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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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些年,医疗行业最绝望之处,在于“医生都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学医了”。

医者的待遇,本不该如此。

回想疫情期间,白衣执甲,向死而生,何其壮烈,何其荣耀。

人们歌颂医者,向往医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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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那时,我便在《至暗时刻|病毒下的医生、记者和我们》(点击查看原文)一文中写道:

“疫病,释放了很多东西。人性善恶,尽致淋漓。真正最令人痛心的是人们遗忘的速度,和捣糨糊的精神。如果非要问,这么大的牺牲,让我们长了些什么记性。希望是能修复一些其实依然很脆弱的东西:先天不良的公共卫生体系,糟糕的医者生存环境,人们对科学和医学肤浅无知的认识。”

短短几年,医者的生存和舆论环境,已判若云泥,恍若隔世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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